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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學運發生在1990年3月，是台灣戰後最大規模的學生群眾運動，之前談過運動的原則以及教授的角色，今天想哪間銀行貸款利率低談當時野百合學運的一個關鍵行動，那就是學生絕食。今天也請到一位當時參與野百合學運的朋友周奕成，聽聽他當時參與的經歷與心得。
我後來成為一位社會運動的研究者之後，就更能了解絕食行動的影響力。因為絕食行動是用犧牲個人的身體、甚至最後可能失去生命的方式，對統治者或是任何有權力的人發出一種威脅，是一種非常悲情的「自傷」方式，所以抗爭強度非常高。而在野百合學運前，台灣民眾對絕食的理解，是前一年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的絕食行動，而當時台灣民眾是一面倒的同情絕食學生，後來這些學生被中共鎮壓，這種悲情的印象對台灣民眾很有影響力。而對於我們這些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學生而言，六四天安門運動也記憶猶新，所以三月學運一開始就有人提出希望絕食，因為當時領導高層完全不理會學生，因此有學生懷疑繼續靜坐是否有用，而且一開始學生人數也不多，可能上百到兩、三百人左右，會擔心沒有影響力。 野百合學運是3月16日由周克任等學生開始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靜坐開始，當天晚上就成立了決策小組跟現場指揮中心，而在3月17日、18日就有人提出發起絕食，而我個人是反對的，因為絕食行動太危險了，而且我們要如何決定由誰來絕食，萬一行動無法收場，又要如何決定由誰來為行動付出生命的代價。決策小組經過討論後，由於多數人反對，打消了絕食的提議。之前提到3月18日民進黨舉行反國大的大規模群眾聚會，當時學生很擔心被沖散，所以就設置了隔離糾察線，當天晚上還差一點遭到警方驅離，相當驚險。因此就在3月19日早上十點，由東海大學研究生方孝鼎帶領十位學生直接宣告要在現場發起絕食行動。我當時的心情是相當難過、傷心與悲情，我並沒有反對他們的行動，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意志堅決，無法阻止，我記得當時幫他們寫聲明與記者溝通時，幾乎都要掉眼淚了，因為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而我們其他人的角色只能努力把訴求和運動組織好。 當然絕食行動發起後，對當時的領導者李登輝總統的壓力就越來越大，各方面的聲援，包括所引起的媒體效應也越來越強，隨著廣場學生與群眾人數的增加，19日下午就是各校動員學生搭巴士到中正紀念堂集結的時間，兩點以後人陸續從中南部抵達，我們就從廣場外移到廣場內部，而為了安全，也把絕食學生安排在國家戲劇院入門處的台階上，後來想起來也覺得很有趣，因為那裡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似乎也象徵絕食學生在整個運動中佔了道德上比較高的地位。因為他們是用他們的身體、生命在做抗爭。 當時我們也擔心如果決策小組、校際會議通過撤退、解散，絕食學生不接受怎麼辦，這是運動內部的緊張關係。當時的絕食是無止境的，你不知道會持續幾天，而當局和媒體也不斷地污名化絕食行動，有一天晚上我們讓現場的學生看台視新聞，當時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而台視算是其中對學運比較友善的。三十分鐘的晚間新聞只有一到兩分鐘在報導我們的抗爭，而且內容是某某大學教官說學生都是被控制的；或是某某人說絕食學生在現場偷吃泡麵等等，從這些污名化的作為就可以知道，對當局而言學生絕食的壓力很大。 接下來介紹現場來賓周奕成，他是野百合學運文化大學的學生代表，而在野百合之前，他就是文化大學學生運動的重要參與者，當時有一個著名團體叫「草山」，他也是第一代的領導者，現在他是一位創業家，但在此之前，他在民進黨也擔任過青年部主任等職務。先來聊聊你當時為何會參與野百合學運，或者你個人的學運參與經驗。 周：我想當時台灣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那時許多年輕人對於整個教育或是政治體制充滿不滿，其中比較有行動力的就會起來抗爭，由於我個性比較叛逆，有什麼想法就會想去付諸行動，所以從台灣解嚴後，許多人就開始關心台灣民主化，而在野百合學運前，台灣許多校園就有學生運動的組織，對於台灣民主該如何轉型，給予思想上的啟蒙以及理論上的學習。一直到1989年台灣有相當大的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這些累積的能量到了1990年3月因為國民大會脫序且反民主的表現，讓整體台灣社會的不滿累積到非常嚴重的狀態，這時我們這些青年學生覺得應該要出來代替民眾發出不滿的聲音，我個人只是整個大浪潮下小小的一份子，我想大多數人的想法都是如此。 范：我當時是台大學生，你是文化學生，我們3月14日在國民黨黨部抗議的時候，並不知道你們在陽明山上也有抗議行動，可否談談那次行動？ 周：當時許多學校都有發行校園刊物，很多都在鼓吹國會改選這件事，因為國會改選被認為是民主化的重要階段，1990年3月當時的國民大會是在陽明山上的中山樓開會，因為害怕民眾上去抗議，所以警察和憲兵就把通往陽明山的主要道路─仰德大道封鎖，但因為文化大學就位於陽明山半山腰，學生還是可以上山，所以我們就集結了20-30位同學，從文化大學徒步走上中山樓，到了中山樓前面才遇到警察阻擋，因為地利之便，做到了很多人想上中山樓抗議卻做不到的行動，準備了布條、標語，抗議國民大會，要求全面改選。 范：後來各校想要抗議的學生就一起開會，3月16日傍晚，會才開到一半，當時已經在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上抗議的周克任和楊弘任就來到開會地點，希望我們移到現場去開會，而把開會地點轉移到中正紀念堂之後，我記得我就再也沒有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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